中国剪纸传统是活态的文明遗存，文化的活态性是其基本特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剪纸的地方，剪纸传统在中国是十分具有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非遗类型之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剪纸实物，这是 1500 年前南北朝时期丧俗使用的剪纸[1]；20 世纪初期至 70 年代中期，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和北区的瘗窟中，两次发现了唐至五代时期佛事及丧俗使用的剪纸实物；[2]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陕西陇县原子头遗址墓葬群，又发掘出唐代时期的剪纸遗存。[3]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20世纪丝绸之路东段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剪纸文物，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剪纸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物种，在文化原生功能层面及生活习俗中，传承了至少已有 1500 年的历史，这确实是一个文化绵延持久的典型个案，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活态性的特征。21世纪初，我们承担了中国民间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项目的基础工作开展了五年时间，从文化分布的田野调查到代表传承人的遴选，从乡村社区的保护试点到教育领域的传承实践，以及相关申遗的剪纸展览、图书编撰、申遗片的拍摄等。剪纸申遗的过程，使我们在中国民间剪纸文化整体性认识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2009 年 9 月，中国剪纸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1 世纪初，自中国民间剪纸申遗工作开始，我们坚持开展了中国多民族剪纸的文化分布和文化形态的整体性田野调查。2009 年 至 2012 年，我们申报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三年期间，我们完成了 18 个民族村社剪纸传统的调查，拓宽了剪纸文化多样性的视野，增强了剪纸文化系统性田野研究的信心。在多民族乡村剪纸传统田野调查中，我们运用了村社活态文化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也在田野事实的不断发现与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提升和完善。完成 18 个民族村社剪纸传统调查后，我们没有停止田野调查的脚步， 继续沿着国境线及内陆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域展开调查，调查范围扩至 16 个省份及自治区，涉及国内 60% 的区域。

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多民族剪纸调查发现，中国有 33 个民族在日常传统习俗中使用了剪纸或非纸材的剪形。2019 年，我们梳理出了 29 个民族村社剪纸传统调查的田野信息，出版了110 万字、8000 多幅图片的八卷本田野调查报告。2017 年至 2021 年，我们又接续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剪纸艺术研究”，完成了从陕西陇县至新疆吐鲁番地区沿途多民族乡村剪纸传统调查。这是对应着丝绸之路早期剪纸考古发现区域开展的一项大区域调查，也是丝绸之路古今剪纸比较研究的开始。项目组成员完成了 43 万字、1000 多幅图片的丝 

绸之路东段区域剪纸田野调查报告，完成了剪纸基础理论研究专著《中国剪纸艺术研究：田野、文献、方法及其文化研究与实践》的撰稿工作。

在中国少数民族剪纸传统田野调查中，我们在云南边境地区，发现了傣族传统剪纸和东南亚信仰小乘佛教国家和地区的剪纸习俗之间的相关性，剪纸中的“幡”都是在赕佛仪式中使用，寺庙建筑上的纹饰图案都是以“金水”漏印的方式制作的。这种跨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主要信奉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也曾经在一些地区流行。在昆明参加东南亚地区国际会议时，我们与不同国家文化官员交谈，了解到越南、菲律宾、老挝等国家也有剪纸传统，越南北部地区的民族有剪纸传统，菲律宾则把剪纸用在了糖果的包装上。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天津美术学院仉凤皋先生陆续编写、出版了《日本剪纸艺术》《外国剪纸集》《中外剪纸艺术》等图书。这些图书主要是外国剪纸作品的图集。由于缺少相关文化信息的介绍，许多作品无法判断其具体的艺术功能和文化内涵，也不清楚是现代作品还是传统的图样留存。但在那样一个刚刚开放的时代，国外信息的寻找十分困难，仉先生主编的这些图书，在中国剪纸领域已经具有超前的国际视野了。

韩国、日本的造纸术和剪纸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其文化传播线索历史上有记载。至今这两个国家仍在生活中仍保持着活形态的传统剪纸。在日本，剪纸称为“切纸”或“切绘”。“切纸”主要指民俗类剪纸，“切绘”多指战后出现的现代剪纸。在日本，相关中国古代剪纸最早的实物，是藏于正仓院的唐朝时期的人胜残图。中国造纸术传入日本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公元 610 年，由高句丽僧人昙征传入日本；一说是公元 450 年，由从百济来日本的汉人王仁带工匠传入日本。在日本，纸与“神”的发音一样，都称为“kami（かみ）”。[4]日本祭祀仪式中还有大量采用折纸方式制作的纸符，这些白纸折叠而成的纸符，各有其不同的象征寓意。日本的曲艺表演中也有使用剪纸的传统。

如果说中国是剪纸的原乡，那么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剪纸艺术的领域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开始探寻世界剪纸艺术这个未知的领域。我们组织了志愿者团队，来编撰《世界剪纸艺术》这部两卷本（欧美卷、亚洲卷）的图书。图书编撰主要通过文献“田野”的方法，从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史、文化研究等多视角去寻找和收集资料，去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剪纸传统信息及其相关文化线索，同时对剪纸艺术的现代形态也给予关注。这部书的前期工作量比较大，国内外参与图书编撰的同学和朋友共有十多位，他们分别以法语、德语、英语、日语、韩语、 乌克兰语六种语言，来做最初的文献搜集、翻译和梳理工作，然后是专题性的写作。这也是编撰者对剪纸的一次跨文化的学习过程，大家尽可能地通过更多有价值的材料，梳理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剪纸的基本文化事实。

近年来，在与欧美国家开展的多次剪纸艺术交流展览过程中，我得知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芬兰、挪威、丹麦、德国、波兰、瑞士、法国等也有剪纸传统。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剪纸传统，剪纸至今仍在圣诞节、亡灵节等传统节日中使用着。北美洲的墨西哥，传统民俗节日亡灵节中仍在大量使用剪纸，形式近似中国剪纸门笺，墨西哥人称之为“穿孔纸”。穿孔纸是墨西哥剪纸的晚期形态，其早期形态是印第安人剪纸。印第安人剪纸是否受到中国剪纸的影响，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美洲地区的造纸在西班牙入侵之前已经十分普及，印第安人剪纸和萨满“神灵”图像与祭坛装饰有关。[5] “神灵”图像的造型有单独的人形，也有多折重复排列的人形。有些“神灵”图像是人与动植物复合而成的，这也是中国陕北剪纸纹样中常用的手法。

在美洲，西班牙人殖民的深入，带来了中国纸和中国陶瓷模板，还有流行于欧洲修道院的蕾丝花边效果的剪纸“卡尼维”。墨西哥穿孔纸的称谓，即来自西班牙语。墨西哥剪纸是在不同文明的传播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后来随着墨西哥移民，穿孔纸又被带到了美国。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满族、蒙古族在做萨满仪式时，也使用剪纸作为仪式道具。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 族、赫哲族，有使用非纸材材料剪形的传统。剪树皮、兽皮、鱼皮，这是游牧、狩猎生活方式影响的结果。同时，这些民族生活的区域也是造纸术不普及的地方。生活在北欧的萨米人也使用桦树皮、鹿皮剪形，制作生活用品，他们也信奉萨满文化。

在现代艺术中，法国的马蒂斯创作了很多剪纸作品。作为野兽派的代表人物，马蒂斯晚年的剪纸创作对现代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比马蒂斯更早涉及剪纸艺术创作实践的还有 19 世纪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世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剪纸艺术家，这是一个被其作家身份遮蔽了的事实。安徒生的剪纸改变了传统肖像式剪影方式的单一，极大地丰富了剪纸语言的表现力。安徒生的剪纸为我们打开了一个视觉的童话世界。[6]然而，剪纸在世界的普遍性是一个被忽视了的文明现象，原因也许是剪纸太日常生活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剪纸艺术形态均处于边缘状态，人们不太关心剪纸的存在。

剪纸形式出现在现当代艺术中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现代剪纸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面貌，如日本的现代剪纸艺术形态很丰富，剪纸被使用在插图、动画及现代装饰艺术中。日本现代剪纸的题材，反映了日本人的现代生活与风物景色。此外，日本与韩国都有现代大型装置式的剪纸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当代艺术特征。日本还建有“纸博物馆”“折纸会馆”。而“日本切绘协会”是日本最大的剪纸组织，该协会隔年举办“切绘艺术节”。日本的传统剪纸与现代剪纸“各司其职”，相互共生，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成立于 30 多年前的美国剪纸协会，是一个世界性的跨文化社团组织，其会员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剪纸艺术家，也有部分亚洲国家的会员。协会还创建了美国首家“剪纸博物馆”，并建立了年度主题展的协会制度。会员们的作品均为现代剪纸的艺术风格，剪纸语言具有明显的现代绘画性和装饰感。还有，美国当代艺术家卡拉· 沃克的全景式投影剪纸作品，表现了美国南方战前的黑人生活。她 

的作品从奴隶与奴隶主不同的角度呈现了历史片断和场景。[7]此外，柬埔寨摄影艺术家乐米莎·玛卡的微型剪纸作品，结合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手段，来还原他童年时颠沛流离、充满艰难险阻的战争记忆。[8]

在编撰《世界剪纸艺术》的过程中，我们梳理出了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五种剪纸类型：一是信仰和宗教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剪纸；二是节日及日常习俗活动中使用的剪纸；三是人生礼仪仪式中使用的剪纸；四是日常生活中有实用功能的剪纸；五是剪纸艺术的现代形态，主要以个体艺术创作为目的。这五种剪纸类型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生存意识的相通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传统剪纸的文化谱系方面，表现出丰富多元的差异性；但在纹饰叙事的复合型思维、动植物隐喻象征，以及纹饰语言的对称、重复、适合、程式等纹样元素方面，又有着艺术语言的相似性。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比较早的欧美国家，传统剪纸已很少留存，比较普遍的是圣诞节的雪花剪纸和圣诞树装饰用剪纸。这些剪纸不再是传统已成为现当

代艺术一种语言形式，虽然还有些边缘化，但已成为一些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独特手段。现代剪纸的叙事风格是多元的，不仅有通常的纸媒材制作、新题材的拓展，以及和多种艺术类型的结合，还有材料的转换和声光电现代技术的融入。现代剪纸也参与到公共艺术领域的展示中，成为城市景观和公共空间的一部分。

中国民间剪纸的传承主体是乡村妇女群体，剪纸也是古代女红传统中比较普及的技艺之一。传统乡村生活的衣食住行需求要自给自足，因此，女性从小要传习女红技艺，学会纺线、织布、刺绣及制作衣帽鞋袜。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剪纸的传承模式主要是家庭式传承，家庭中的女性传给家中的女童。女红学习的时间多在童年期，这也是现代心理学认为的儿童可塑性和模仿力最强的时期。女红传习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塑造力，不仅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

在陕北，俗话说：“会生娃的就会铰花。”民谣曰：“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人们非常注重女性的手艺和技能，认为心灵手巧的女性是好媳妇和好妻子的象征。所以，女童剪纸和刺绣的水平，也成为其人格品性的象征。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陕北窑洞窗格上的窗花，成为展示女人手艺的“舞台”。新媳妇进门后第一年，窗格上的窗花，既是她手艺才能的展示，也是她背后娘家女人女红底蕴的体现。

在传统乡村中，剪纸是女人必学的手艺。但生活中也有从事剪纸生产的男性，比如作坊式的刻纸制作者多以男性为主，如河北蔚县、温州乐清的刻纸，佛山、潮州地区的民艺社，都以男性为主。还有寺院道观中的师父、民间道士均为男性，他们主要制作法事、打醮及丧俗使用的剪纸。苗族的“鬼师”也是男性，他们制作巫俗活动中使用的剪纸。但是在传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剪纸，制作者还是以劳动妇女为主体。这种性别分工的现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女角色的分工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认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南亚、东南亚，情况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习俗中的剪纸，以女性为主。在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性别分工和文化传承方式。从世界剪纸的角度来看，中国剪纸以乡村劳动妇女为传承主体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剪纸的重要文化特征。中国乡村女性群体为人类纸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乡村女性艺术学问题。

纸的制造技术是从中国开始的。中国向世界传播了造纸术，为世界剪纸的普及提供了可能。另一个影响剪纸的因素就是制作剪纸的工具——剪刀的历史，剪刀形制的发展也是影响剪纸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剪刀的历史可追溯至铁器时代的西汉早期。广州淘金坑发现的铁剪刀，是考古发现最早的剪刀。[9]那时是无轴的“8”字股或“U”字股剪刀，唐代以前的剪纸，就是用这样的剪刀剪制的。[10]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双股带轴的剪刀，是在洛阳出土的北宋时期的剪刀。[11]其实五代已经出现了支轴式剪刀，包括汉代的烛剪，这些工具都具备了带轴剪刀的基本构造特点，但并没有以此发展为双股带轴剪刀。陈巍在他的《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一书中认为，因为烛剪使用时阻力非常轻微，并没有体现出双股剪的优势，所以也没带来新发明的启示。[12]

陈巍提出双股剪刀的来源应该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野来看。欧亚大陆出土文献中“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0世纪，‘U’型铁剪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剪刀样式，但双股剪刀在西方也很早就出现了”。 [13]而“U”形剪刀是西方早期常见的剪刀形制。带轴式双股剪刀的发明是在罗马时期。陈巍认为剪切金属、树枝等硬物，双股剪比交股剪具有省力的优势，这也是其扩散传播的原因。双股剪刀传到乌拉尔地区的时间在10世纪左右，10世纪以后传入中国。陈巍认为中国古代双股剪刀有可能是通过草原走廊，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从欧洲传播而来的。[14]剪刀、刻刀并不是专为剪纸发明的工具，剪纸的纸材是低阻力的，双股剪刀的发明应该是为了应对实用物的坚硬与高阻力推进的剪刀形制的革新发展。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非纸材的镂空纹饰都比剪纸的产生要早。中国古代最初的无轴剪刀只能局限于外部切剪，因此创生了剪纸的“折剪”方式。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剪纸方式，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双股带轴剪刀的出现，利用杠杆原理，极大地改善了手与剪刀工具的力学关系。带轴剪刀不仅在操作上省力，而且也增强了剪制的灵敏与可控度，“剜剪”的方式应该是随着带轴剪刀的普及逐渐成熟起来的。剪刀形制的发展变化，深刻影响了剪纸纹饰与语言风格的发展。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实物中，以折剪方式剪制的团花剪纸已是成熟的剪纸类型。可以说，折剪这种古老的方式，为剪纸纹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便利。在北欧的芬兰和挪威，我看到孩子们用折剪的方式铰雪花和圣诞树，有的孩子剪完后又把纸折一下，立放在桌面上。乌克兰的传统剪纸中，也有节日前用来装饰房间折剪的方型团花。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乡村调查时，我们看到乡村道士仍在用折剪的方式制作丧俗道场中使用的剪纸。至今在河西走廊乡村，丧俗中的剪纸形制仍然延续着古代早期剪纸的一些特征。因此，古今剪纸形制特征的对比研究，成为我们研究剪纸历史的一个重要判断因素。

折剪这种传统技艺流传千百年，必然与人有密不可分的深层关联。心、手相连的剪纸制作方式，这是人类剪纸艺术共同的方式。折剪至今仍是世界剪纸艺术中最普遍的技艺。回到人的身心和日常思维，剪纸艺术跨文化的相通性，并不仅仅来自传播，而且来自人类自身。剪纸艺术实践中的即兴思维与非逻辑的视觉表达，心与手感知表达的本能习惯，剪刀与纸作为工具材料的局限性，还有人对自然和“神灵”的信仰情感方式，以及不同地域背后的文明惯习等，人类在日常

生活的艺术传统方面，会有许多生命本能的文化同构现象。

丝绸之路东段中国境内古代早期剪纸的考古发现与发掘，为研究人类剪纸艺术的生成提供了可靠的文化事实。在丝绸之路东段区域古今剪纸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佛教文化和西亚萨珊王朝时期纹饰符号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丧葬习俗剪纸在使用功能上的变化，如从最初的随丧葬掩埋演变为仪式性焚烧。同时，中华古代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如造纸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中国古代剪纸的生成与发展，也是与世界不同文明互鉴交流与文化传播融合的结果。所以，从世界剪纸的角度来看中国剪纸，也是一次在跨文化的多元文明背景下对中国剪纸的再研究与发现。中国剪纸的研究，需要具有这样跨越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世界性视野。

在《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过程中，同学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探寻和抓住一切可能了解世界各地剪纸的线索和机会。远在法国里昂的同学，通过互联网认识了印度剪纸传承人，并了解到他的家传与一些现状，获得了关于印度剪纸的宝贵信息。印度的桑吉剪纸源起于北方邦布拉吉地区宗教传统中的装饰艺术，后普及于其他地区。剪制桑吉剪纸是一种地方民间信仰与印度教传统结合的混生宗教传统，是以乡村妇女为信仰主体的宗教仪式活动，今天仍具有活态性。[15]搜寻亚洲地区剪纸信息的同学，因为疫情放弃了去东南亚旅行的计划，但通过发布在网上的旅行照片和摄影者联系，证实了许多有关东南亚地区传统剪纸活态性的信息，尤其是小乘佛教信仰的国家，普遍在佛教寺庙装饰中使用金水剪纸模板。[16]在东京研读的同学发现了日本乡村活态的剪纸传统，开始了日本东北部地区的乡村田野调查。在日本的同学还有专门研究日本折纸的经历，并寻找到了仍在使用折纸祭祀的组织。[17]韩国济州岛保持着萨满祭祀仪式用剪纸的传统，韩国的当代剪纸艺术也非常活跃。[18]

《世界剪纸艺术》为纸文明的世界性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视野。中国是古代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也是开创纸文明的国家。中国在以纸为信息载体的文明形态中，作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在中国，纸文明不仅体现在以汉字为核心的古代书写传统及古史典籍的复制印刷方面，也体现在以文人为主体的古代绘画传统方面。中国古代的书画传统影响了东方乃至世界。在民间日常生活中，围绕着纸的使用，同样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纸文明传统。比如以乡村劳动妇女群体为传承主体的多民族剪纸艺术传统，以男性民间艺人为传承主体的民间木版年画传统，以及民间纸扎、彩扎及灯彩等。手工纸在民间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日常实用物品。在中国古代地缘性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迁徙和交流使各民族生活造物传统互相影响，其中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纹饰系统的互相影响。

剪纸艺术是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新发现。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艺术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剪纸也不例外。然而，并不是所有艺术类型都具有普遍的世界性。艺术也如同自然生物一样，有其地域生态和社会形态的生成环境与独特性，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所以，艺术的文化多样性和自然的生物多样性是相关联的。《世界剪纸艺术》展现了世界各地不同剪纸的基本样貌，呈现出剪纸跨文化的艺术现象。虽然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剪纸等待我们去发现，但这部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世界剪纸艺术》的现实意义启示我们，一些文明物种不是单一的生成，不是由中心话语权辐射传播而成的。剪纸艺术世界性的发现，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明传播与生成范式。油画是以西方欧洲为中心传播的，水墨画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传播的，但这些艺术在世界的分布和影响是不平衡的。艺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融合中，也衍生出独有的文化特征。艺术的传播不是文化物种的复制，传播也是一种再发展。

在多元复杂的世界文明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剪纸艺术的普遍性？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根据现有的材料判断，很多欧洲国家在农业时代，都曾经有过使用剪纸的习俗传统，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剪纸这种文化方式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非常紧密的关联。[19]人们的习俗生活中需要纹饰，信仰活动需要艺术，需要有情感的载体和“驱邪”的替代性，巫术或萨满文化也是具有这样的“驱邪”替代性。因此，纸作为媒介，不仅是书写与印刷的材料，也有剪制纹饰和作为情感载体与“驱邪通神（鬼灵）”的替代作用。纸与火的结合，是完成人与“鬼神”沟通、驱消邪秽的象征，这也是一种跨文化的普遍民俗现象。[20]纸正是在人类相通的“火路”之中，被赋予了祈愿功能。 

世界剪纸的分布，远比我们了解到的要普遍，南亚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些传统剪纸形态仍然是活态的。俄罗斯、格鲁吉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地区仍有传统剪纸的遗存。同时，这些国家也有现代剪纸形态的发展。这些信息是由乌克兰剪纸研究者提供的。[21]传统剪纸遗存丰富的地区，现代化进程通常是相对缓慢的。这些地方的剪纸传统保持了活态性、民俗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因素，为认识世界剪纸领域提供了可能。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物种，都不可能无限期地存活下去。不同的文化物种，有不同的内在演变发展和衰退消亡的生命周期。人与文化，有其约定的时辰。应当说，我们与丝绸之路东段区域的古今剪纸，乃至与世界剪纸是“文化有约”，是信念让我们发现和相遇了如此美好的剪纸艺术。

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地域传统的剪纸艺术，因地域文化信仰的不同，以及习俗文化禁忌的约定俗成，为传播带来了约束。作为地方性民族社区习俗的剪纸文化，有其分布流传的口头文化语言区。民族性的口传文化是支撑艺术活态传承的内驱动力，口头语言区的边界也是区域性活态文化传承的边界。但相邻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还是会有局部文化因子的交流与融合，国家之间也 同样如此。因为不同民族文化信仰不同，所以不同民族剪纸之间无法完全输出，甚至有着信仰、语言及民族性因素的隔阂。不同民族的文化禁忌限定了剪纸使用的区域范围和族群。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是因其历史久远。目前从世界剪纸的广泛分布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剪纸中心论”的传播事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以文化信仰为核心。它的文化形制与功能和特定族群的民族身份及日常生活是匹配的。剪纸这种文化形式被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共同使用。这种现象并不完全是文化传播的作用。教科书中的文明，基本上是某一文明中心的输出、传播与跨文化的融合，但剪纸不是这样。世界各地的剪纸是一个彼此有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文化模式。历史上中国剪纸的技艺走向海外有一定的传播，比如在东亚地区，中国的造纸术和佛教相关的剪纸传统，影响了这

些地区国家的剪纸生成。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陶瓷工艺使用的剪纸模板，影响了欧洲和美洲的剪纸生成。但这些更多是一种传统技艺的传播，或有跨文化背景的宗教影响，而非习俗与文化的输出与传播。

这种现象启发我们思考跨文化背景中人类活态文化的特性、艺术的本质，以及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艺术的关系等基本的人类文明问题。然而，世界剪纸的田野普查还没有真正开始。由于《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是一个零投入的志愿者项目，无法开展相关跨文化的田野工作，这是最大的遗憾。不过，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已经意识到自己国家剪纸传统的价值，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此外， 还有日本的剪纸爱好者专门到中国来做中国剪纸的调查研究。如滕井增藏编著的《中国的剪纸艺术》是他多年在中国考察的成果。不同国家剪纸艺术背后，都有少数热心专注的研究者。美国的学者或艺术家对墨西哥剪纸的关注比较多，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犹太民族的传统剪纸，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鲜为人知。美国的两位学者耶胡迪特· 沙杜尔、约琴夫· 沙杜，通过25 年持续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东欧、中欧、中亚、北非和北美等地区的犹太传统剪纸，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和整理，首次向世界揭开了犹太传统剪纸的神秘面纱。[22]还有许多地区我们没有任何线索，比如中亚、西亚等，由于战乱冲突和语言复杂，很难了解到当地剪纸的文化信息。总的来讲，世界剪纸的研究还处于松散和边缘化的境况，还没有构成有影响的研究领域。

《世界剪纸艺术》的编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剪纸，应当为世界剪纸的发现与推介作出贡献。这是有益于增进世界剪纸艺术交流与对话的事情。应当把中国剪纸放到世界剪纸的领域中去认识。从世界剪纸的角度看中国剪纸，进行中外剪纸跨文化的交流与比较研究，是人类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有益实践。中央美术学院三代人围绕着中国多民族乡村里的剪纸，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最初的民间剪纸采风始于 20 世 纪 40 年代初的延安鲁艺时期，艺术家响应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革命文艺精神，到社会“大鲁艺”去向民间艺术学习，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这是中央美院第一代革命艺术家的贡献。第二代艺术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对改革开放后民间美术研究与学科发展作出了文化开拓之功。其中，靳之林先生在延安工作了 13 年，延安成为他打开民间剪纸文化之门的“圣地”。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主持开展了延安十三县市民间剪纸大普查，从老一辈乡村妇女群体的剪纸花样中，发掘出陕北剪纸的文化谱系，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建立起他的中国本原文化学说。在著作《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中，靳之林先生以符号学的视野把陕北生命树剪纸与古代历史中的相关符号，以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命树崇拜符号联系起来，试图发现人类文化符号意识深层的相通性。中国民间剪纸作为活态文明，其深层的文化意识连接着世界和人类共同的生命意识。[23]

《世界剪纸艺术》的出版，会为剪纸艺术爱好者带来惊喜，同时也为剪纸研究者和创作者带来新的文献和视觉参照。从文化遗产普及的角度来看，让公众了解比较完整的世界剪纸艺术领域，也有益于开拓公众文化视野、增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认知的普及。《世界剪纸艺术》提供了丰富的世界剪纸图像，可以了解不同国家剪纸艺术的叙事方式，为教育领域的剪纸艺术教学提供了世界性的艺术参

照。《世界剪纸艺术》的内容，以艺术史和文化遗产的视角，采用艺术专题的方式，介绍了不同国家剪纸的历史和基本文化状况，并对其作为艺术传统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如纹样谱系、形式特征、民俗使用、文化象征、传承状况、代表人物及作品等，对一些国家的现代剪纸形态也作了介绍。《世界剪纸艺术》的特色在于强调文献材料信息与图像材料的综合完整，将专题研究的内容与作品图册的功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

在当今中国，不同民族非遗传统传承、流变、衍生及发展的状况比较复杂，中国剪纸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而赓续传承。剪纸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现代生活，呈现出朝向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同时，中国不断开放和发展，开始进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世界剪纸艺术》成为一座连接世界的艺术桥梁。剪纸艺术作为一种心、手互动实践的即兴方式，非常适合于儿童的情感思维。我在欧美国家进行剪纸艺术交流时，多次开展了中国剪纸体验活动，国外的少年儿童和成人同样喜欢参与剪纸的艺术实践。“用中国剪纸讲世界的故事”“比沟通更重要的是融合”，这些艺术理念就是我在国外进行中国剪纸艺术传播实践的总结。通过《世界剪纸艺术》这部图书，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世界剪纸的艺术魅力；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举办“世界剪纸艺术大展”“世界儿童剪纸艺术展”，让世界剪纸的艺术之花绽放；也希望有机会做一个世界剪纸艺术主题的国际儿童夏令营，让不同国家的孩子们来体验、交流、了解世界的剪纸，用剪纸讲好儿童自己的故事，培养孩子们树立人类共有的爱心。

注释：

[1]江玉祥:《吐鲁番出土剪纸研究》，《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第84页。

[2]谢生保:《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剪纸艺术品——兼论中国民间剪纸的渊源和发展》，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9页。

[3]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彩版。

[4]赵岩:《纸与神:日本东北地区传承刻纸研究》，《民艺》2019年第5期，第124页。

[5]张晓萌编译:《墨西哥剪纸艺术与文化》，乔晓光主编《世界剪纸艺术——不同国家的剪纸传统及其艺术形态》欧美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23年，第202页。

[6]乔晓光:《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23年，第118页。

[7]张冬萍:《卡拉·沃克的剪影世界》，乔晓光主编《世界剪纸艺术——不同国家的剪纸传统及其艺术形态》欧美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23年，第285页。

[8] “这些美丽的剪纸里，都是柬埔寨人痛苦的过往”，界面新闻，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65558_qq.html，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9]乔晓光主编:《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第二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年，第11页。

[10]乔晓光主编:《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第二卷，第11页。

[11]乔晓光主编:《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第二卷，第11页。

[12]陈巍:《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

[13]陈巍:《13世纪中国剪刀形态的转变及可能的外来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243-245页。

[14]陈巍:《古代丝绸之路与技术知识传播》，第147页。

[15]DASA A， Evening  blossoms: the temple tradition of Sanjhi in Vrndavana(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ers,1996)，31-37. 

[16]Pannee Virunanont,“Traditional Intricate Paper Cutting Techniques of Southern Thailand: Background, Beliefs, and Cultural Animation of Thai Buddhist Culture”，MANUSYA，2020，23:60-85.

[17]赵岩:《纸与神——日本东北地区传承刻纸研究》，《民艺》2019年第5期，第124-132页。

[18]陈笑倩:《韩国纸工艺传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第112-116页。  

[19]展倩:《欧洲剪纸的发展兼论歌德时代德国剪纸艺术》，《民艺》2019年第4期，第119-126页。

[20]乔晓光:《村庄里的艺术——村社传统田野手记》，桂林:漓江出版社2023年，第43页。

[21]卡捷丽娜·达尼洛娃:《乌克兰传统剪纸艺术》，乔晓光主编《世界剪纸艺术——不同国家的剪纸传统及其艺术形态》欧美卷，青岛:青岛出版社2023年，第348 页。

[22]耶胡迪特·沙杜尔、约瑟夫·沙杜尔、陈荟洁:《信仰之重:犹太传统剪纸中的七大元素》，《民艺》2020年第1期。第118-126页。

[23]乔晓光、董永俊:《实践的精神:中国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模式研究》，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83页。